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体现在多个方面

　　古老的中华文明与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并称为历史最悠久的世界四大文明。但埃及、两河、印度三个地方的古代文明后来因种种原因由盛而衰、最终消亡，唯有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今天。相比较而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堪称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观，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关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可以从不同方面深化认识，其中以下几点至为重要。

　　第一，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自夏、商、周以下至清朝，政治实体衔接有序，均未因外力打击而中断，后一个朝代都自称是前一个朝代的继承者，都强调前朝何以失天下、本朝何以得天下，这实际上都是在强调本朝和前朝的联系。这种种联系的叠加，成为一个一脉相承的政治谱系。即使在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以及五代十国时期，许多割据政权仍多是沿用此前出现的朝代名称，可见一脉相承的连续性意识根深蒂固。清朝后期，是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的连接点。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虽历尽艰辛磨难，但政治发展脉络清晰可循，文明传统历久弥新，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第二，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文化传统从未中断。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中国涌现出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他们提出的思想主张、价值观念塑造了中华文化传统，对于后世的政治理念、人生哲学、社会伦理等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些伟大思想巨匠的部分学说，在战国时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中已见端倪，继之则见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迁《史记》中的诸子列传，刘向、刘歆父子《别录》《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其下又见于《七录》《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永乐大典》《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等文献目录学著作和大型文献汇编之中，可谓代代相传。同时，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像石渠阁会议、白虎观会议等学术活动的影响力，像《五经正义》《十三经注疏》等学术论著的权威地位，再加上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倡导，这些因素都推动中华文化传统在中华大地传承不绝、流传至今。

　　第三，发达的中国史学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有力明证，凸显出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从未中断。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史官制度源于商朝，周朝与各诸侯国已有“国史”撰述。孔子据鲁国国史作编年体史书《春秋》，产生了极大影响。《春秋》之后的编年史，有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司马光《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毕沅《续资治通鉴》等。司马迁志在“继《春秋》”而著《史记》，以“纪传体”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约三千年史事，是为中国史学上第一部通史。东汉班固断代为史，将西汉历史著成《汉书》，开纪传体断代史之先河。此后，从《后汉书》到《清史稿》，历朝历代都有正史撰述，甚至有的朝代不止一部，这些断代史连同《史记》《汉书》，合称“二十六史”。除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综合体史书，还有《通鉴纪事本末》系列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和《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典章制度史系列。这些体裁的史书贯通古今，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华文明发展连续性的特点，堪称世界史学的瑰宝。这些史书作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记录，代代传承、世世研习，使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从未中断。

　　第四，作为中华文明赖以流传的工具，文字语言从未中断。从文字方面来看，尽管现代汉字与甲骨文、金文相比变化很大，但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由隶书到楷书，由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的发展过程十分清楚、完整。而且，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变化，字的构造总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共同原则。这些原则如同一座联系古今汉字的桥梁，今人通过它们可以辨识古代文字。在语言方面，古今差异的确不小，但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及专门术语上，语法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更重要的是，语言方面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生的，后人可以沿着历代前人的解读拾级而上来读懂早先的古籍。从未中断的文字语言，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的重要标志。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

　　为何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涉及许多方面的原因。古往今来，中国人民为维护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进行了艰辛努力，其中蕴含的中国智慧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有着重要借鉴意义。比如，中国古代政治人物关于创与守、得与失、安与危、兴与亡等关系的讨论，大多蕴含着辩证的思想，反映出对于国家治理的谨慎态度，虽然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自身统治，但其中包含着一些不可违背的历史法则。对这些历史法则的遵循，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的许多政治人物都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并提出一些理念，形成独有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学，这种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学反过来又推动政治发展和文明发展，这对于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西周统治者从商朝衰亡中汲取经验教训，强调“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把“天命”搁在一边，倡导以“德”治国，这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是较早的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汉高祖要求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唐太宗君臣经常以短祚的秦、隋两朝为例，讨论历史借鉴问题。中国古代政治人物注重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这对于维护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与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紧密联系的，是一些政治人物对国家治理所面临的艰难常怀深深的忧虑，所以都十分重视“创业”难还是“守成”难的问题。唐太宗与大臣们讨论过这一问题。类似的问题明太祖也强调过，他对群臣说：“诚思天下大业以艰难得之，必当以艰难守之”。正是这种忧患意识，让许多朝代在开国之初都能励精图治，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其景象正如唐代史学家杜佑所说：“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俦。”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的出现，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并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古代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的思考，往往表现出很强的历史纵深感，其所体现的历史见识对于政治人物具有重要影响，从而也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这从唐代杜佑的《通典》和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二书，看得尤为清楚。《通典》200卷，旨在阐述“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全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九门，并以食货(经济)为首，反映了国家职能部门建制，强调国家对土地、户口进行管理的重要性。《资治通鉴》294卷，“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足见司马光深刻的历史见识和良苦用心。宋神宗称赞此书“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贞观政要》一书因具体地反映唐太宗君臣论政的诸多观念、方略，在辽夏金元时期得到政治人物的高度重视，被诏命翻译成各种民族文字而广为流传。可见，清人龚自珍所说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等语，对于中华文明发展而言确有深意，并非夸张之虚言。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史学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维护和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内在要求。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我国史学家们所撰著的史学著作成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有力明证，所彰显的历史见识对中华文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新时代新征程，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要自觉弘扬我国悠久的史学传统，为赓续中华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史学贡献。

　　坚持“两个结合”，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坚持“两个结合”，要求历史研究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好提炼出来，有效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

　　坚定文化自信，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我们要建设文化强国，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进一步总结中华文明关于治国理政的理念、经验、智慧，使之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并能在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互鉴中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力量。从“述往事，思来者”到“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体现的都是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和传统。史学之所以能够经世致用，是因为历史与现实是紧密联系的。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出更多精品力作，使之成为激励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