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历经千载生生不息，以丰富多样的形态和稳定厚重的载体，延续着中华民族的品质和精神。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载体，维系着民族的统一和政治的稳定，肩负着文明传承和社会革新的使命。数千年来，汉语汉字以规范的形态和鲜活的生命力联通人民的交流，延展思想的流播。在璀璨的中华文明史上，无论是古代思想家的论述和学说，还是历代经典作家的文学作品和民间文艺，无不借助汉语汉字跨越时空，走入人心；来自兄弟民族的思想和智慧，也通过汉语汉字融入中华文化和民族传统，充实丰富了汉语的语言文化，铸就了民族文化共同体。

　　从连续性看，以汉语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明数千年未曾中断，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从古文字的可读解性到历代经典的可诵读性，足以说明语言文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物质支撑。这种语言文化的历史选择历久弥新，无声地证明了中华民族的道路选择和道路自信，也终将助力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从这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从创新性看，汉语汉字顽强的生命力来自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革故鼎新精神。我们的语言文字始终没有走上形态化语言的语法形式和拼音文字的书写形式，因此，为民族固有文化精神的展现和语文表达力的创新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汉语注重语用、注重情感的特点，汉字注重表意的特点，不仅是民族性格的外化，更是中华文明守正创新的精神体现。从统一性看，汉语汉字真正体现了民族和文明牢固而不可中断的坚强信念。自秦代实现国家统一以来，无论是政权更迭还是非汉族政权统治，语言文化始终是不弱于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一种无形的力量，语言文字的同化能力总是首先把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保证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从包容性看，我们的民族共同语在发展过程中，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合理地融合了大量非汉语成分。从表面上的直接引入外来词汇，到深层次的语法结构和语音系统的调适，语言文化接触和融合的痕迹无处不在，显示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从和平性看，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不仅作为主体民族的母语，也成为民族大家庭乃至友好邻邦相互交往和沟通的便捷媒介。尽管汉语的类型特点迥异于其他语言，但在历史和现实中我们从没有推行语言霸权，而是一直以求同存异的态度寻求与世界语言大家庭和谐共融，以文质彬彬的姿态展现着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维护者的风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断，不仅强化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更为我们面对文化遗产所应采取的科学态度指明了方向。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和发展，并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剧烈变革的阵痛。我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是在“寻求救亡图存之策”的动力驱动下萌芽的。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文化遗产，是该按照西方文明的方式彻底改造，还是冷静思考它的文化精髓，用转化和发展的态度去让它适应并促进社会改造？在20世纪初一个相当长时期、相当大范围内，有一种颇有影响力的观点，即以传统的汉语汉字作为文学革命的对象。这种主张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历史进步性，却也失之偏颇，缺少足够的理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的确，回顾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烛照，我们将付出更大的代价。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三者之间的融通没有真正做好，有些文化学者把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弱势归咎于文化载体，简单粗暴地把矛头指向包括汉语汉字在内的众多文化表现形式，并力图全面改变其面貌，对传统的割裂和对西方形式的机械模仿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接受，反倒促使人民反思什么才是正确的转化、发展态度。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次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文化民族性、科学性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从百余年来我国现代人文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的文化学者从开眼看世界开始，以广博的胸怀和求知的热望，学习和吸收了现代学术理念，把握其中的科学立场和逻辑精神，对我国传统学术做了清醒的梳理和提炼，在一些学科中建立起了融通中外的学术体系，并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中国式的话语体系。事实证明，那些拘泥于传统、拒绝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学术滋养的保守做法，那些盲目崇尚西方形态、失去科学理论指导并远离民族文化土壤的执念，以及排斥现代科学精神、轻视民族文化的机械教条思维，都不会把中国学术带向成熟，都不可能助力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新时代以来，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开拓出新的思想境界，尤其是文化自信的理念日益深化，让我们更加看清“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近年来，通过对现代人文学术走过道路的反思，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命题的重要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第二个结合”的五点论述，更是得到了文化现实的印证，同时帮助我们拨开迷雾，看清道路和方向。第一，语言文化现实印证了“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的观点。汉语言文学自古“以对为本”，“对言”和“互文”映射出了中国人思维方式中对立统一的语言观，这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观相吻合，而对立统一正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某些颇有影响的西方哲学的关键点。第二，语言文化研究证实了“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的观点。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确立了注重演变的语言观察方法，从传世的古代文论中发现汉语精神，用现代语言学方法阐释其时代价值，由学术理论的新构建，以及学理化的汉语应用指导点亮了现代文化载体的躯壳，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第三，语言文化的作用验证了“结合”筑牢道路根基的观点。中国式思想以中国式话语体现，中国式话语编织起中国式现代化的图卷。第四，“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打开了创新空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言文化论述不免还有近乎教条主义的解读，对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形成了狭窄的、机械的看法。有了“第二个结合”，汉语文化体用不二、主客观融合的观点使我们的认识得到提升，从中国视角重新研读马克思主义原典，得出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全新理论发现。第五，探索语言文化发展内在动因的过程，也是深化“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认识的过程。我们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领会到对于文化载体的维护和精研对国家和民族精神的重要价值，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基于文化主体性而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也从理论高度和历史高度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时代使命，更加珍爱我们的文化载体，更加珍视我们的学术工作。我们将进一步领会“第二个结合”的伟大意义，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站在中国道路、理论、制度认识的新高度，站在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新高度，增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