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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当前的位置 : 中国张掖网 >> 2019专题改版 >> 2021专题签发栏 >>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学党史 悟思想 >> 张掖党史 来源:中国张掖网    2021年05月06日 17:50

第三十九天

西路军秘密党支部的活动

  1937年6月,被关押在张掖县监狱的刘瑞龙、魏传统、董光益、刘静生、袁正明、徐宏才、张玉清、惠子明等西路军的8名干部,建立狱中秘密党支部,刘瑞龙任书记,魏传统任副书记。党支部以“坚定思想、稳定内部”为主要任务,相约绝不暴露原来姓名和身份,利用放风机会,互相联系和激励。

  同时,被俘后的30军88师265团9连连长刘德胜,在敌人的伤兵医院住院期间,遇见曾在西路军电台工作的战友邱均品和蔡文良,他们相互鼓励,坚定信念,决心团结起来,营救被俘和失散的战友,寻机返回革命队伍。刘德胜、邱均品、蔡文良择机在福音堂医院附近的芦苇塘边秘密成立党支部,刘德胜任党支部书记,邱均品为组织委员,蔡文良为宣传委员。支部成立后,邱均品设法与敌300旅剧团的被俘战士王定国和武杰取得联系。为了进一步扩大力量,党支部进行了分工:邱均品负责联系“补充营”和韩起功部电台的党员,并由他和蔡文良利用发报之机,用西路军密码与党中央联系,汇报被俘人员情况;王定国负责联系张掖监狱的秘密党支部;武杰联系敌300旅司令部的秘密党员;刘德胜联系流落失散在张掖城的党员;每个人与所找到的党员均保持单线联系。随后,党员分头活动,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在张掖城内外联络到30多位党员,为营救被俘失散红军提供帮助。期间,高金城安排王定国与陈大伟、张明新两位医生,以看病作掩护,在民乐、张掖沿山一带联系和接应西路军失散人员,找到西路军野战医院院长丁世方和甘州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等。

  1937年7月,党支部决定由王定国负责做国民党张掖县县长马鹤年的工作,营救狱中刘瑞龙等西路军领导干部。经马鹤年帮助,王定国进入张掖县监狱探望,与监狱秘密党支部取得联系。党支部进一步做马鹤年的工作,使被关监狱的红军生活得到改善,被押人员自由活动的范围扩大,联系的人越来越多。

  1937年8月,高金城到张掖后,与张掖西路军秘密党支部取得联系。从此,西路军秘密党支部的活动转入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目的地全面开展营救工作的阶段。高金城与韩起功交涉,安排王定国、徐世淑进福音堂医院当护士,利用看病送药的机会,出入敌人兵营,搜集情报,传递信息。党支部还复写了“中国工农红军改为八路军,在兰州驻有办事处,地址在兰州南滩街54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的指示路条,散发给失散各处的红军战士。

  

  西路军秘密党支部的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人通过调动服役或关押被俘红军战士,拆散了秘密党支部的组织联系,迫使西路军秘密党支部停止活动。

  在西路军失利后的两年间,经过党中央组织营救和张掖人民群众救助,4700余名西路军流散指战员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骨干,同时有4000余名西路军指战员流落甘肃、青海或回到鄂豫皖、四川老家。当年发生在河西大地上的营救行动,是一场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阶级,超越信仰和血缘的大营救。张掖人民以无疆大爱和广泛的善行义举,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可歌可泣的军民情深之歌。

第四十天

第五节西路军的历史功绩与崇高精神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西路军征战千里河西走廊的近半年里,把自已的命运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大义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昂扬的斗志勇敢地承担党所赋予的光荣任务,与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反动军队及民团作战百余次,牵制甘、青两省的十几万国民党军,从战略上有力策应了河东红军和友军。特别是后期在极端困难危急的情况下,始终以群众利益为先,体现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和本色。不幸被俘的指战员们,坚信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不屈从于马家军阀的威胁和利诱,坚韧抗争,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忠贞气节。西路军在战斗和停留过的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惩恶济穷,播下了革命火种,对河西后来革命斗争和党建工作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路军面对各种艰难险恶的环境,表现出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靠着英勇牺牲、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孤军征战,奋力拼杀,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第四十二天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张掖的救亡活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激起中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全国形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地处抗日后方的西北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成立后,党中央代表谢觉哉派遣高金城、蔡光波到张掖,一面营救西路军流散人员,一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高金城说服国民党张掖县县长马鹤年召开抗日救亡动员大会,以“甘肃省甘、凉、肃三州抗敌后援会”主任身份登台演讲,向张掖民众介绍国内抗战形势和国共两党的抗日主张。呼吁当局释放政治犯让他们参加抗战,张掖民众应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高金城慷慨陈词,广大群众倍受鼓舞。之后,张掖城乡掀起了抗日救亡热潮,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自发开展文化活动,用字画、展览、歌剧演出、茶社演讲、散发销售抗日救亡书籍等形式,宣传抗日,抒发救国热情。

       1938年至1939年间,兰州“西北抗战剧团”“陕西抗战话剧团”等文艺团体来张掖演出抗日救国的剧目,深受欢迎。受此影响,张掖中学的学生张文华(原西路军战士)、张志弘和语文教师白玉光等倡导组建“张掖中学抗日话剧团”,数十名男女同学参加,在张掖大街上演出《复仇》《毁家赴难》《难民曲》等宣传抗日的剧目,产生了轰动效果,同学们热情更加高涨。之后又演出了《张家店》《送郎从军》《大义灭亲》《凤凰城》等剧目,在观众比较集中的山西会馆戏楼和财神戏楼演出。星期天或节假日,还到农村做宣传演出。在张掖中学的带动下,甘泉、文峰、觻得三个学校在音乐课上教学生唱《满江红》《游击队之歌》《毕业歌》《保卫黄河》等抗日救亡歌曲。学校教师和高年级同学,走上街头或深入乡村给群众教唱《出征曲》《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歌曲,书写“打倒日寇、保卫祖国”等抗日标语。

       1944年,张掖师范学校从沿海和内地聘请一批知识分子来校任教,这些外来的知识分子给张掖人民带来了抗日前线的信息,使张掖人民了解了日军侵华的种种暴行。在他们的影响下,青年学生自愿成立学生组织,跳出国民党、三青团的禁锢,写文章、出墙报、画漫画,在校内外开展展览,举行联谊座谈,上街书写标语,发传单,宣传抗战,抵制日货,带头募捐,写信慰问前方将士,表现出极大的抗日爱国热情。外地知识分子的到来,也使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进步作家的书刊在张掖开始流传,使张掖人民受到了民主爱国思想的洗礼。

第四十三天

第二节  张掖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中,身处全国各地的张掖籍中共党员和爱国青年,响应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的张掖籍学生陈生蕃参加北平学生组织的请愿团,赴南京请愿,敦促国民政府出兵抗日。

       1938年冬,中共甘州中心县委在大满堡发展的首批党员王泽喜和王克勤,从延安结束学习后回到甘肃,在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甘工委)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王泽喜和王克勤被甘工委派到兰州市榆中县金崖镇,重建金崖党支部,王泽喜任党支部书记。1939年10月,中央要求甘工委建立兰州经靖远、固原至延安的秘密交通线。王泽喜奉命到榆中条城以开办“兴生棉毛纺织社”作为掩护,建立秘密交通站,负责兰州至靖远之间党组织的秘密联络。1940年6月,甘工委遭到破坏,他又担负起狱外党组织和被捕同志之间的联络工作。1941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王泽喜被捕入狱,遭到敌人严刑逼供,但他始终坚贞不屈,誓死保守党的秘密,被关押在西安集中营。

       1944年11月,全民族抗日战争胜利在即,有志青年及在校学生积极报名参军奔赴抗日前线。张掖各县有180名初级中学学生及社会青年报名参军,赴汉口集训参战,12名张掖青年参加远征军,奔赴缅甸抗日前线。据统计,抗战期间,张掖热血儿女踊跃报名应征,参军参战。有157人血洒抗日战场。

       抗战时期,张掖广大群众踊跃认购 “救国公债”,积极献纳抗战军粮、马匹和款项,为抗战提供物资支持。1937年10月至1945年8月,张掖应征壮丁15947人,供应过往军队等方面支出3322万元,各种临时紧急支出1796万元。1942年起,张掖每年献纳数十万石军粮和数以千计的军马。 

第四十四天

第三节  修建和维护甘新公路

       1938年3月至1939年6月,中苏双方三次签订中国向苏联借款购入军事装备、药品、被服等物资及军事、技术人员援助的协定。由于日军对海陆空交通线的封锁,通过新疆、甘肃进入内陆地区的西北交通线,成为中苏物资输转和人员通行的重要通道。当时从新疆到兰州没有正式公路,只有古丝绸之路留下的原始驿道。为改善交通状况,使苏联的物资尽快到达抗日前线,中苏联合修建从苏联境内萨雷奥泽克到中国新疆迪化(乌鲁木齐),再经河西走廊到兰州,全长2925公里的运输公路。国民政府决定修建从迪化经河西走廊到兰州的路段,即甘新公路,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组织甘新公路工程总队具体施工。1938年5月,甘新公路动工,当地驻军部队和沿线民工2万余人参加。1938年11月中旬,甘新公路全线修通。沿线军队和群众又承担护路任务,确保道路的畅通和安全。处于道路中心地带的张掖人民,为此作出重要贡献。国民党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在河西走廊成立武威、张掖、酒泉汽车站,为过往苏方汽车加水、加油和人员食宿提供服务。随后,苏联援助的第一批军事物资由汽车运抵兰州,其中苏方援助的汽油由中方用畜力运输工具运送。日军攻占广州后,苏联经海路向中国运送物资的道路中断,甘新公路成了苏联援华物资唯一的交通动脉,苏联援华物资通过甘新公路源源不断送往抗日前线。

       1939年初,甘肃省配合苏方技术人员在嘉峪关、张掖、武威等地修建飞机场和航空站。被马步芳部俘虏的2000多名西路军战士参加张掖大满飞机场修建。陆地和空中一体的甘新国际交通线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保证。

  据统计,从1937年9月至1941年6月,从苏联经甘新公路向内地抗日前线运送军事物资的车辆多达5260辆,运送坦克82辆,汽车1516辆,火炮4300多门,机、步枪14000多挺(支)及大批弹药、设备和军事装备。其中共产国际支援延安的物资也由此通过,许多往来于苏联莫斯科和延安的中共重要干部及国际友人也借此道通行。进入新疆和流散河西的部分西路军指战员也在苏联援华车队的帮助下抵达延安。通过甘新公路运输的军事物资,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战,张掖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第四十五天

第四节  艾黎与山丹培黎工艺学校

       1941年,积极参与中国工合运动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他的战友乔治·何克担任培黎工艺学校第十任校长。

       1943年春,国民党政府加紧封锁陕甘宁边区,艾黎和何克被国民党指控为亲共危险分子。国民党中央政府解除了艾黎中国工业合作社的职务。陕西省宝鸡的国民党军政当局胁迫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学生加入三青团、国民党和青年军,何克因劝部分学生逃匿躲避被指控是破坏青年从军运动,受到传讯拘禁。1943年,经与有关方面协商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同意,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迁至山丹县。1943年12月25日,第一批学员到达山丹,学校更名为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学校将山丹城内东南隅废弃的发塔寺作为校址,在中山街龙家院子租用几间房子做为学校的临时住地。艾黎带领师生一边维修建设校舍,一边安装机器设备,教学活动逐步展开。

       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的办学形式是半工(农)半读,艾黎为学校提出“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办学宗旨,倡导学校师生理论联系实际,培育“能适应任何艰苦环境的实践人才”,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艾黎邀请英籍地质专家布莱思·哈兰(中国名:韩博能)和西北地质调查所专家郭宗山为指导,由学生参加对山丹和邻县进行勘察,做到开发建设,勘察先行,避免盲目。1945年,学校地质测绘组成立,到1946年底,掌握了临泽、张掖、民乐、永昌、山丹等县的自然资源,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20多个专业学科,不仅为生产提供了所需原料,还为当地经济建设奠定了一定的科学基础。

       艾黎根据测绘组对山丹自然资源的调查,结合教学内容,4年中相继办起了动力、制毯、纺织、针织、缝纫、制扣、玻璃、造纸、陶瓷、印刷、化工、皮革、铸铁、冶炼、机械、制糖、运输、碾米、制粉、畜牧、煤矿、农场等27个校办工厂(场),这些工厂(场)的机器设备,大部分是从当时一些先进工业国家引进的。学校聘请一些有专长的国际友人任教师,聘请技术工人为骨干,工厂(场)的工人也是从全国17个省和甘肃省19个县来培校上学的学生。这些校办工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如纽扣、布匹、毛毯、毛衣、袜子、毛巾、围巾、玻璃器皿、陶瓷用具、纸张、皮革、肥皂、墨水、粉笔、食糖、粮食、蔬菜、豆芽、豆腐等,能基本保证学校自给或半自给,有的还在市场销售。“此类现代化工业雏形,在山丹,乃至整个河西走廊都是第一流的。”成为山丹现代工业的启蒙。

       学校开设机械制图、薄记、算学、工业常识、理化基础、医学、经济地理、历史、国文、英语等课程。除聘用有吃苦精神的中国大学毕业生担任教师外,艾黎还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等国际友好团体聘请了一批外籍教师。专业技术课大都由外籍教师授课,同时还聘用部分工业企业中的技术工人来学校实习场地担任指导师傅。先后有20多位外籍教师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英国、日本、奥地利等多个国家,其中新西兰最多。他们不计报酬,在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山丹从事探索创造性教育工作。

       随着事业的发展,学校建起山丹第一座西医医院,第一眼半机械化采煤矿井,在四坝滩建起以农为主、农牧并举、兼营小型手工业的实习基地和生产单位,用拖拉机开垦与耕作,山丹历史上出现了最早的机械化农业。

       1953年,学校由西北石油管理局接管,东迁兰州,更名“兰州培黎石油技术学校”,艾黎任名誉校长。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始终坚持产教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既让学生能够直接将所学技术和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操作,从中提高技术技能,又能从事直接生产,解决学校物质匮乏的问题,改善师生工作、学习、生活条件。不仅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讲实干的技术人才,还将工业文明引入贫穷落后的山丹和河西走廊。

       艾黎在山丹培黎学校的办学,对当时山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重要影响。实践教育中各种现代机械的使用,打破了落后封闭的局面,为山丹社会带来近代化的气息;学校独特的教学理念,在直接教育学生的同时,也间接影响了周边人们教育思想的转变,促进着山丹教育的进步;来自国际国内具有进步思想和技艺的教师,给山丹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技术。“在当年偏僻落后的山丹出现培黎学校,不亚于一场启蒙运动!”“可以说完全像在山丹创办的培黎工艺学校那种办学的方法,以前在中国还是少见的”。

第四十六天

第三章  张掖解放

       1949年9月17日至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1、2兵团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国民党在张掖的残余势力,七天之内,先后解放了民乐、张掖、山丹、临泽、高台5县,和平接收山丹军马场,彻底结束了国民党旧政权在张掖的反动统治,为新疆和平解放,完成解放大西北的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十七天

第一节  解放 前夕党在张掖的活动

党在张掖的秘密活动

       1949年7月初,党建国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张掖。他根据党组织的要求,充分利用同学多、社会交际广的优势,以信仰马列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赞成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较单纯、和国民党军政要员没有来往、个人品质好、作风正派为条件发展党员。他通过拜访、看望同学、朋友,漫谈交流思想和对现实的看法,物色发展对象。经过仔细考察,先后发展王国森、马启科、王力生为中共党员。并以王国森的家为秘密联络点,分析发展对象的情况,与发展对象谈话,接收入党。外地党员来张掖也在这里接洽工作。

       8月初,西北师范学院学生、中共党员赵敦生利用公务之便从武威到张掖会见党建国,并留下一本党章供指导工作之用。同时向党建国介绍他在国民党张掖县政府工作的老乡王国钰,已具备党员条件,可接收入党,以便通报政界情况。党建国找到王国钰,经考察接收王国钰入党。之后,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先后在张掖中学接收马英,在王国森家中接收姜文谓、谈奋家、杨士林,在文庙接收陈新鸣、蔡士奎,在拒敌堡接收樊桁,在甘浚堡接收安有谟等人入党。至9月19日张掖县解放,党建国先后在张掖秘密发展中共党员12名。

第四十八天

十七革命志士惨遭杀害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兰州进军,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驻守兰州的国民党军队垂死挣扎,镇压各地反暴政、迎黎明斗争,搜捕、残害革命人士。8月中旬,解放大军兵临兰州,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将兰州广武路秘密监狱关押的30余名革命志士押往张掖。9月17日深夜,其中17位革命志士在张掖城南贺家庄(今新墩镇花儿村六社)被国民党特务和自卫队杀害。十七位革命志士是:蒙之廉,甘肃通渭人,中共党员,陇右游击队员,通渭榜罗镇镇长;毛麟章,甘肃通渭人,中共党员,陇右游击队员;焦洁如,河南洛阳人,兰州大学俄文系学生,进步青年;陈敬宇,河南偃城人,兰州大学法律系学生,进步青年;李承安,河南巩县人,兰州大学法律系学生,进步青年;张振声,甘肃永登人,国民党247师中尉排长;曹旦希,湖南长沙人,甘肃邮政局邮务工会理事长;祁鼎丞,甘肃固原人,民盟成员,国民党甘肃省参议员,进步人士;吴渊彦,安徽宣城人,兰州万国寄售商行经理,进步人士;李文轩,甘肃泾川人,农民,进步人士;尚银海,陕西长武人,商人,进步人士;左化南,四川重庆人,流落红军,天水团管区新兵大队军士;何锡楷,四川人,皮匠,进步人士;陈有诚,江西人,农民,寄居岷县,进步人士;王学义,甘肃文县人,兰州大学学生,进步青年;邹峰如,陕西邠县人,邠县军事科长,进步人士;程景瀛,甘肃文县人,兰州工校职员,进步青年。

       张掖解放 后,张掖县人民政府即组织专人清理志士遗体,购置棺木重新安葬。

  

  

  

  

 

 

编辑: 郑明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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