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走过的达拉，长征精神代代传。”在距甘肃迭部县城68公里的达拉乡，有一个依山傍水的藏族村庄——高吉村，因为当年红军来过这里，男女老少都对红军的故事耳熟能详。

　　1935年9月，中央红军从四川进入甘肃境内，第一站到达的就是这里。这个地处迭山深处的小山村，见证了红军在重要历史关头作出的战略抉择。

　　高吉村四周群山环绕，依山傍水，西南有8座山峰，故村名藏语称“高吉”(取八个山头之意)。当时红军将此翻译为俄界，因此，红军在高吉村召开了决定战略前途的会议被称为“俄界会议”。

　　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在高吉村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面对红军出现分裂的苗头，以及对战略前进方向判断的分歧，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从思想上系统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

　　根据红军当时的处境，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同意了彭德怀提出的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提议，并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和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成立了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负责部队的编制工作；再一次确定了红军继续北上的方针。

　　红军在高吉村召开的会议确定了继续坚持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确定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红军长征战略转移指明了前进方向。

　　俄界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总结说：“我们需要团结，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据《迭部县志》记载，会议后，红军很快开始了新的征途，党中央在高吉村小河边的一棵白杨树下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向干部说明了当时的战略方针和迅速行动的必要性，并向全军发出了为执行北上方针的告同志书。

　　俄界会议后的第二天，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离开高吉村，向北上唯一通道腊子口进发，拉开了攻打腊子口的序幕，加快了北上抗日步伐。周恩来则留在高吉村接受当地藏医的救治，在伤势好转后，离开高吉村与红一方面军在宕昌哈达铺汇合。

　　“党中央在这里作出的一系列重要决定，深刻地揭露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实质，对统一全党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对确定北上战略方针，战胜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胜利完成红军长征，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长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迭部县委党史办原主任谈俊昌说。

　　当年红军途经高吉村，当地群众热心拥护、捐衣赠粮、架桥修路、充当向导，竭尽全力救治伤员、支持革命、积极贡献，红军战士深受鼓舞，英勇奋战，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面对强敌，迅速打通了北上通道，谱写了军民团结的壮丽诗篇。

　　“刚来的时候，村里人都害怕，躲到了山上，后来发现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都是好人，就下山了。”俄界会议旧址房东冷草说。红军到来时，从开始的恐惧到后来积极做红军的向导，冷草的爷爷阿巴为红军队伍提供了各种帮助。

　　“当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就是在这里席地而坐，简单地吃了一锅疙瘩面后召开会议的。”在毛泽东住过的房间，冷草说，村民在和红军接触中才知道这是一支爱民的队伍，就拿来自家的青稞炒面送给红军，在偏僻的达拉沟里，藏民和红军很快就建立了信任，很多人都热心为红军帮忙。

　　53岁的次日扎黑是红军的后代，1935年9月，次日扎黑的父亲张连生跟随红军过川北草地，进入迭部达拉沟后，年仅12岁的张连生在急行军中掉队，脱离了大部队，被当地藏民收留。

　　“和当地人一起劳动，一起放牛做农活，时间长了成了高吉村的一员。”后来，张连生在高吉村娶了当地的藏族妇女成家，生育了5个子女，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因为读书识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本可安排张连生参加工作，可他觉得高吉村让自己得以重生，还组建家庭开始了新的生活，舍不得妻子儿女，就再也没有离开，成为高吉村的一段佳话。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参观俄界会议旧址，高吉村新打造了红史馆，专门陈列红军文物、红军战士的长征日记等史料。

　　这两天，80岁的陕西老人马庆福正好过生日，他带着老伴、儿孙一家人来到高吉村，认真了解俄界会议的历史，为红军精神所震撼。

　　“这个生日过得很有意义。”在马庆福看来，红军长征的历史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要一代代传承下去。(马富春任明超李隽辉母建鑫)